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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中國歷史上前幾次經濟中心轉移不同，廣東在近代的這次崛起，代表了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進程，具有更加深刻的歷史意義。
歷史上的廣東，
由于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，
隔著崇山峻嶺處于國土南端之故，
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。
那么，歷史上一直處于落后地位的廣東，
為何會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異軍突起的角色？
10月15日下午，“嶺南文化新講”系列活動繼續開講，著名作家、書畫家、茅盾文學獎得主劉斯奮做客廣州楠楓書院，與讀者分享他心目中的嶺南精神。本次活動由嶺南文化學者羅韜主持。
近代廣東：一次“異軍突起”
劉斯奮指出：在工業文明的風潮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雙重的鼓蕩和夾擊下，廣東地區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，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都開始發生了裂變，還有一些先知先覺人物的一系列思想、言論和行動，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不斷地向內地傳播輻射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和影響，如容閎、鄭觀應、鄧世昌、康有為、詹天佑、梁啟超等等，有影響力的人物成批地出現，這是史無前例的。廣東從原本的“后發地區”一下子變成全中國了解新思想、新生產方式、新生活方式的窗口和渠道，也一躍成為了中國工業文明的出發點。
而且，與中國歷史上前幾次經濟中心轉移不同，廣東在近代的這次崛起，代表了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進程，具有更加深刻的歷史意義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：從農業時代的后發地區，到中國工業文明的出發點，而且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，這的確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“異軍突起”。
廣東文化由三個源頭“雜交”而來
為何我們嶺南地區能夠在中國近代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是嶺南精神其中繞不開的重要一點。
劉斯奮認為，今天的廣東文化，是由三個源頭“雜交”而來的：一是本地的原生文化，即以斷發文身、干欄式建筑為代表的百越文化；二是自中國大一統以來，通過駐兵、移民、貶官等方式不斷對本地施加影響的中原文化；三是由對外貿易帶來的海外文化。
這也就形成了嶺南文化的三大特點：不拘一格、不定一尊、不守一隅。
廣東人多是移民而來，既然來到新地方落地生根，就不能拘泥于原來的規矩，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務實，此為“不拘一格”；廣東自古沒有傳統意義上的“高門望族”，幾種文化交融在此，大家不看資歷、只憑本事，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包容，此為“不定一尊”；從古至今人們遠涉萬水千山移民來廣東，無非是為了奔出更好生活，這里人們的闖勁是與生俱來的，哪里生活好就跑到哪里去，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進取，此為“不定一隅”。
明白了廣東人強烈的務實、包容和進取的精神，就不難發現，現代化所需要的以商業為重心與廣東的重商精神不謀而合，務實的性格讓廣東人能夠迅速接納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，廣東的平民精神也與民主自由思想有不少想通之處，可見，廣東在歷史大轉折關頭異軍突起絕非偶然。
雄直之氣：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大義
在中國近代史里，廣東還有一個傳統，就是不斷地掀起反帝反封、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。
這個傳統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，無論是宋末元初，還是明末清初，廣東都是中原移民最后的退守之地，也是把反抗民族壓迫堅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。因此，他們還為嶺南留下這樣一股“雄直之氣”。
因此，廣東雖然與海外接觸最早，但并無崇洋媚外的思想。廣東能夠在風起云涌的中國近代史中，完成“革命策源地”的歷史使命，也是源自這股雄直之氣。
基于以上幾點分析，也就毫不奇怪，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后，廣東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等方面體現出的一種全方位的井噴現象。
也正是由于沿襲了這個傳統，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，廣東在經濟發展方式和生活觀念變革、制度創新等等方面繼續發揮務實、求真、包容，以及敢闖敢試的精神，義無反顧，奮勇先行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有目共睹的貢獻。
嘉賓簡介
主講嘉賓：劉斯奮，廣東中山人，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，文聯第四、五、六屆主席，廣東畫院院長，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，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等職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中國書法家協會員，一級作家，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。憑借小說《白門柳》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。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《劉斯奮集》《當代嶺南文化名家·劉斯奮卷》等書。
文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：吳波
圖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 ：吳波
視頻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：吳波
通訊員：秦穎 董芳
廣州日報·新花城編輯：張素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