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中國歷史上前幾次經濟中心轉移不同,廣東在近代的這次崛起,代表了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進程,具有更加深刻的歷史意義。
歷史上的廣東,
由于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,
隔著崇山峻嶺處于國土南端之故,
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。
那么,歷史上一直處于落后地位的廣東,
為何會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異軍突起的角色?
10月15日下午,“嶺南文化新講”系列活動繼續開講,著名作家、書畫家、茅盾文學獎得主劉斯奮做客廣州楠楓書院,與讀者分享他心目中的嶺南精神。本次活動由嶺南文化學者羅韜主持。
近代廣東:一次“異軍突起”
劉斯奮指出:在工業文明的風潮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雙重的鼓蕩和夾擊下,廣東地區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,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都開始發生了裂變,還有一些先知先覺人物的一系列思想、言論和行動,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不斷地向內地傳播輻射,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和影響,如容閎、鄭觀應、鄧世昌、康有為、詹天佑、梁啟超等等,有影響力的人物成批地出現,這是史無前例的。廣東從原本的“后發地區”一下子變成全中國了解新思想、新生產方式、新生活方式的窗口和渠道,也一躍成為了中國工業文明的出發點。
而且,與中國歷史上前幾次經濟中心轉移不同,廣東在近代的這次崛起,代表了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進程,具有更加深刻的歷史意義。因此,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:從農業時代的后發地區,到中國工業文明的出發點,而且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,這的確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“異軍突起”。
廣東文化由三個源頭“雜交”而來
為何我們嶺南地區能夠在中國近代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?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,但是嶺南精神其中繞不開的重要一點。
劉斯奮認為,今天的廣東文化,是由三個源頭“雜交”而來的:一是本地的原生文化,即以斷發文身、干欄式建筑為代表的百越文化;二是自中國大一統以來,通過駐兵、移民、貶官等方式不斷對本地施加影響的中原文化;三是由對外貿易帶來的海外文化。
這也就形成了嶺南文化的三大特點:不拘一格、不定一尊、不守一隅。
廣東人多是移民而來,既然來到新地方落地生根,就不能拘泥于原來的規矩,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務實,此為“不拘一格”;廣東自古沒有傳統意義上的“高門望族”,幾種文化交融在此,大家不看資歷、只憑本事,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包容,此為“不定一尊”;從古至今人們遠涉萬水千山移民來廣東,無非是為了奔出更好生活,這里人們的闖勁是與生俱來的,哪里生活好就跑到哪里去,因此造就了廣東人的進取,此為“不定一隅”。
明白了廣東人強烈的務實、包容和進取的精神,就不難發現,現代化所需要的以商業為重心與廣東的重商精神不謀而合,務實的性格讓廣東人能夠迅速接納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,廣東的平民精神也與民主自由思想有不少想通之處,可見,廣東在歷史大轉折關頭異軍突起絕非偶然。
雄直之氣: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大義
在中國近代史里,廣東還有一個傳統,就是不斷地掀起反帝反封、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。
這個傳統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,無論是宋末元初,還是明末清初,廣東都是中原移民最后的退守之地,也是把反抗民族壓迫堅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。因此,他們還為嶺南留下這樣一股“雄直之氣”。
因此,廣東雖然與海外接觸最早,但并無崇洋媚外的思想。廣東能夠在風起云涌的中國近代史中,完成“革命策源地”的歷史使命,也是源自這股雄直之氣。
基于以上幾點分析,也就毫不奇怪,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后,廣東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等方面體現出的一種全方位的井噴現象。
也正是由于沿襲了這個傳統,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,廣東在經濟發展方式和生活觀念變革、制度創新等等方面繼續發揮務實、求真、包容,以及敢闖敢試的精神,義無反顧,奮勇先行,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有目共睹的貢獻。
嘉賓簡介
主講嘉賓:劉斯奮,廣東中山人,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,文聯第四、五、六屆主席,廣東畫院院長,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,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等職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,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,中國書法家協會員,一級作家,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。憑借小說《白門柳》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。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《劉斯奮集》《當代嶺南文化名家·劉斯奮卷》等書。
文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:吳波
圖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 :吳波
視頻/廣州日報·新花城記者:吳波
通訊員:秦穎 董芳
廣州日報·新花城編輯:張素芹